教育部发布的《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中，一组数据引人关注：全国招收博士生人数达到20.16万人，首次突破20万大关；在校博士生总数为75.36万人；毕业生数量为11.29万人，首次超过10万。累计现存博士生人数约为120万。而同一年，中国驴的存栏量预计将降至120万头，较2024年的129.89万头减少约9.89万头，同比下降7.6%。如此看来，博士生的数量竟然超过了驴，这一数据的对比让人不得不深思。

在二十年前，博士学位象征着学术成就的顶峰，代表着一座县城的骄傲，更是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生动写照。2015年，中国的博士招生人数为6.74万人，而到了2025年，这一数字飙升至20.16万人，增幅达到31.5%。在校博士生的规模也从2023年的61.25万人增至2025年的75.36万人，三年内净增加14.11万人。这样的扩招速度显然快于驴的养殖萎缩。

扩招的原因不胜枚举，包括减轻就业压力、提升国民素质、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等，这些理由都显得极为正当，因此博士教育的投入也持续加大，实验室始终灯火通明，学术论文的撰写工作几乎是昼夜不停。然而，这样的扩招最终会导致什么？

到2025年，11.29万名博士将涌入就业市场，然而全国公立高校每年仅提供3.5万个固定的教研岗位。换句话说，11万人在争抢3.5万个职位。而更加严峻的是，这3.5万个岗位还在逐步缩小。在这种竞争中，博士生不仅需要和同届的毕业生对抗，还要面对未能成功就业的往届博士以及留学归国的“海归”博士。

曾几何时，有超过七成的博士毕业生能进入高校工作，但如今，优秀研究型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进入高校的比例已降至50%以下。越来越多的博士选择了去企业和政府部门，甚至是以往只需本科就能胜任的岗位。经过多年的学习，最终的发现是，学位的贬值速度已远超通货膨胀。

不少人可能会质疑，把博士与驴相提并论是否合适。那么，恰恰相反，这样的对比再适合不过了。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，驴被视为重要的劳动工具，承担了拉磨、搬运等责任，而博士在现代学术环境中同样是知识生产的“工具”。二者都是辛勤工作的代名词，虽然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大相径庭。

驴的数量在减少是因为现代化农业的需求降低，而博士的数量却在增加，这反映了教育体系的变化以及对高学历人才需求的增加。一个是被时势淘汰的冗余，另一个则是因时代变迁而造成的冗余。

有人在网上询问，如何看待我国博士招生首次突破20万这个现象，得到的高赞回答非常直接：博士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培养质量的提升，很多问题依然亟待解决。重要的质疑在于，博士培养的质量能否跟上招生速度？导师的资源是否足够？就业市场是否能吸纳如此众多的高端人才？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现有的75万名在读博士将面临怎样的未来，谁也无法预测。

有趣的是，曾几何时，如果村子里有人夸赞某家孩子有出息，他们会说：“他家出了个博士。”而如今，这样的对话可能变成：“他家孩子在读博，还没毕业呢？都快三十了吧？”从昔日的荣耀到现在的忧虑，转变的背后只不过是一轮博士扩招的影响。

驴的存量减少是因为市场已不再需要，而博士的数量则引发了人们对其必要性的深思。或许，我们所需的并不是如此庞大的博士群体，而是希望能够在就业市场上为余下的工作岗位提供更多的缓冲、沉淀和贡献。120万的博士和约120万驴的巧合背后，透着这个时代的某种黑色幽默。